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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 (Discourse) 周天杨 崔巍 于雅琨 程赞 巩述林

 

 

 

“Discourse”(话语)是人文类学科之最常用,最易用,最爱用的data之一。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曾说:“人类文化就是不同文本的集合,这些文本自发的凝结在一起,并互相影响。更深刻影响并规划了人类的社会行为。” 话语作为人类文化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极其有益的研究证据,使我们得以窥探各种文化现象及其本质。

在一定程度上,主页君敢保证,这篇推文将是你在社交网络上所能接触到的最有营养之学术推文其一。她集结了五名不同阶段的相关领域博士生之研究成果与总结感悟。我们期望她对学术新人有所益处,并希冀通过她与众学术达人产生某种化学反应。

 

 

崔巍(WinnieCUIWEI)

 

 

英国莱斯特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危机传播、新媒体与文化研究

 

 

Blommaert的话语观:
Jan Blommaert 在Discour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一书中把discourse 定义为了language-in-action, 是语言学“使用中的语言(language-in-use)”和福柯的话语概念的结合。 他认为discourse 是个人的,历史的,社会的语境综合体,不能将其看为凝固的语言。例如,“你们的红茶味道变了”。语境是说话时的环境么?某茶社,安静⋯⋯是否要考虑更早的环境,像是说话者是这间茶社的老顾客呢?那么说话者的社会或者文化语境呢?比如在中国,品茶被看作一种茶文化。由此可见,discourse是一个多面向,多层次的概念,可以表达从字面意思到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意义集合。其中,意识形态不仅仅可以从话语的选择和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体现出来,还可能包含整个话语活动的全部。比如,书中提到了波兰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发起了一个分析历史资料的活动。在作者看来,整个活动本身都受到了反苏共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Blommaert特别强调民族志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要关注研究对象本身,而不是代其说话。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简称:DA)有许多种不同的运用姿态和途径。但依稀可大致分为两种:直接的话语分析 DA 和批判性话语分析 CD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前者像是在话语里面游泳,并且找寻有价值的信息。后者更像是在话语里面潜水,试图通过对话语的语言学角度之深入分析来体会discourse的深层含义。

 

 

于雅琨 

 

 

英国斯旺西大学传媒研究博士生
研究方向:中国媒体与中国软实力,社交媒体与公众参与。

 

 

“三个关于批判性话语分析在媒介研究中的现实”
1.什么是批判性话语分析?
批判性话语分析是一个质化分析方法,根据Jensen(2002)所说:“它是一个方法的结合体,它是译码(coding),它同时怀揣启发式的目的,然后它要深入探讨话语的语言学特征和内在的深层含义。”它着重揭示了语言(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与权利(政治斗争,不公平现象,统治力)之间的关系。 Wodak和Meyer (2009)说 ,话语分析是通过调查语言的使用来探讨社会不公平的工具。Hensen和Machin(2013)说:话语分析通过分析话语来了解,人们是如何通过使用语言和语法来创造意义的,他能让研究者通过分析话语来了解一件事。Hansen和Machin (2013)说:话语分析也能让我们看到,公众的话语和意识是否被权威或者其他某些组织所篡改。
2.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媒介研究应用。

对于话语的选择,帮助国家建立了意识形态,也帮助她建立了她的身份。因为政府或者精英阶层,可以通过话语使用来控制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可以只接触和理解统治阶层偏好他们知道的信息。van Dijk (1996)提出批判性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威是如何通过新闻报道的风格和排版来影响公众对于新闻事件的认知的.

 

 

如果说雅琨提到的研究方法像是潜水,那么主页君的研究方法就像是游泳。

 

 

程子(🍊)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EA)电影学学生
研究方向:中国大片编剧及好莱坞大片编剧之权利与地位的差异。

 

 

电影学者珍妮特·施泰格曾经说过:“决定人的‘话语’(discourse)的,有三个要素:自我定位 (self-idenfication),社会建构 (social-formation)和历史环境(historical conditions)。施泰格的“历史接受”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电影的意义是如何被观众构建的。她主张,电影本身并无固定含义,它的意义存在于观众的不同解读之中,而这些解读又被电影解读者之身份,所处的社会和历史环境所决定。通过对比不同观众对于相同电影的不同话语,研究者可以窥探他们对于电影的不同态度,以及电影对他们产生的文化效用,进而分析得出具体电影文本及其意义,被观众用某一具体方式理解构建的社会学理由。
(程子先生签名一张)

 

 

巩述林,她以新闻研究者的角度,向我们阐述了符号学分析中的话语。

 

 

巩述林 (986817318)

 

 

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研究博士生
研究方向:视觉广告、大众文化与性别研究。

 

 

在新闻传媒研究领域,就使用频率而言,主要有两种的研究媒介产品的基本路径:内容分析和符号学。今天我们暂不讨论两者的侧重点和差别,主要来聊一聊符号学分析的应用过程,以及它与话语(discourse)的联系。
首先,话语,顾名思义与语言和语言符号有关。它通常被理解为语言和语言符号的应用过程,即一个通过各种符号载体进行意义建构的文本以及相关语境的整体,是一种有意义的象征性行为。作为语言的应用过程,话语不仅关乎语言本身,更与社会文化环境和权力紧密相关。而话语分析的目的,即考察大众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构建意义和社会关系。
我们再回归到关于符号学分析的讨论。我们进行的符号学分析的目的通常是对意义的结构进行深入揭示。
美国哲学家Peirce和瑞士语言学家de Saussure是符号学的奠基人,而Roland Barthes则通过把符号学应用到流行文化分析中,从而将符号学介绍给了大众。
为了理解如何进行典型的符号学分析,我们需要对符号学的相关要素进行叙述:Saussure用能指(signified)和所指(signifier)来分别指示语言符号与其建立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的意义。Peirce进一步将符号分为三类:肖像型(iconic),指示型(indexical)和象征型(symbolic)。
除了特定的符号之间比邻轴的(syntagmatic)或系谱轴的(paradigmatic)的构连之外,文化(作为符号体系的起源所在)成员间所共享的惯例和文化符码也常给予意义的构连。因此,Barthes辨别了明示义denotation和隐含义connotation,即表面与潜藏的指意之间的差异。例如,黑狗的明示义是有颜色的动物,然而在我们国家的民间传说中,黑狗又被认为是能够避邪除秽的。
隐含义关注一种符号或符号体系表达的潜在文化价值和观念,这种过程通过意义联结或是完成叙述来传达,Barthes称之为“神话”(Myth)。“神话”分析必须以对不同符码的认知和理解构成特点符号的构连作为基础,要求全面掌握符号系统赖以生成的文化知识,因而通常发生于不同的话语场域之中。
话语意味着关系(relationship),符号学分析中对话语的解读有助于理解不用的媒介内容、文本以及反文本(con-texts)之间的关系。拥有权力的社会集团规定了主导话语(dominant discourse)与非法话语(deviant disourse)的范围与定义。例如我们生活中的法律法规、道德体系等都被权力操作集团所使用以保护他们的权益并用以抵抗“他者”(如恐怖分子)。这一系列话语的作用之一就是将“他者”割裂出去。此处又将涉及两个基本概念: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与主导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今天暂不做详细分析。Barthes认为,符号学研究的是指意过程,而非内容。Seiter也表达过类似观点:符号学首先问意义如何产生,而不是问意义是什么。将符号学分析与话语视角结合很有意义,也可以进一步结合心理学研究视角进行研究。因此一个完整的符号学分析可以很快发展为开阔的文化批判。

 

 

 

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性思考

 

 

上文二版提到的于雅琨博士,在提供给主页的文章中说道:“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学者往往被批评为’印象派’学者,因为这个方法论在社会学的层面上,将语言和话语分析联系的有些快速和莽撞了。”雅琨基于学者Breeze(2011)的研究,提出了两条针对这种批评的解决方案:1)关于话语分析结论的综述应该尽量基于较大规模的语言抽样。2)话语的文本需要被研究者小心谨慎的评估和使用。

 

 

接下来,周天杨博士就研究者主体性与反思性的主题,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

 

 

周天杨 (WeChat: dingdinghenkeai)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媒体与电影学院博士生、
亚洲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中心成员
研究方向:中国酷儿文化在数字媒体时代下的变迁

 

 

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主体性,与反思性
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Analysis, Subjectivity, and Reflexivity
 在传统的观念里, 学术研究是一项 “非个人” 的人类活动, 要求研究者保持 “客观”、 “严谨” 、“保持距离”、以及 “不参与”的学术立场。与此同时, 研究者的 “主体性” (subjectivity) 通常被认为是学术研究中的 “不利因素”。相反, 后结构主义者挑战了这种 “科学性” 的研究方法。认为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都被归入了嵌入在话语 (discourse) 里的  “真理宣称”中。我们都身处话语之中, 并不断地 “保持” 亦或“反抗” 一些话语。在后结构主义者眼里, 研究者所呈现的 “他人的故事” 都是一些 “不稳定” 的概念。作为研究者, 我们所说的都是我们个人对于他人“话语” 的观察, 这些 “话语” 包括人们通常讨论自己 (the self) 时所用的 “价值” 以及 “世界观”。我们的解读是在一定的 “历史” 以及 “经验” 中塑造出来的, 而这些 “历史” 和 “经验” 也必然塑造了我们的分析。
 因此, 研究这需要进行反思性地 “自我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self’)。在试图研究他者的事实之前, 去理解我们放置 “自身” 的语境以及我们 “社会构建的内在自我” (socially constructed inner self )。有人可能会问, 那怎么样避免掉由研究者自身 “主体性” 带来的偏差呢? 英国卡迪夫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 Valerie Walkerdine 提醒我们: “与其花时间去避免掉那些根本不可能避免的事情, 我们应该更仔细地去思考怎么让我们的 “主体性” 作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a feature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而为我们所用”。虽然我们无法避免 “研究者主体性” (researcher subjectivity), 但是合理地使用它可以使他人更好地了解我们的解读。这种带 “价值附带” (value-based) 的探究,要求研究者采用一种反思性的方法去寻找自身 “权利” (power)、 “话语性的构造” (discursive position)、 以及 “主体性的位置” (subjective positions) 在研究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这种自我探索性的练习可以减少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关于自身 “权利” (power) 问题的矛盾情绪,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控制在研究过程中的个人的偏见 (personal bias).
 
关于研究者主体性以及反思性 推荐阅读:
Etherington, K. (2004). Becoming a Reflexive Researcher: Using Our Selves in Research.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Hunt, C. and F. Sampson (2006) Writing: Self and Reflexiv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关于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 推荐阅读:
Baxter, J. (2008) 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analysis: a new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412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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